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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家或音乐家们一道出国。”“如果在上级看来是危险的事情你认为不危险,那么你就会被开除。许多工作人员曲意逢迎领导,专拣领导爱听的报告。如果将军认为某个作家是个坏蛋,我又怎么能说他是个好人呢?”实际上,不仅克格勃第五局内部的工作机制如此,整个克格勃乃至整个苏联国家机器的工作机制也是如此。整个国家机器听命于党及其领导人的旨意行事,这是极权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作,克格勃第五局必须在社会各阶层为自己物色、发展大量的谍报人员,亚.尼.基奇欣指出:“克格勃改革后所披露出来的关于第五局内情的材料,描绘出一幅作家协会、剧院及电影院等机构充斥着大批克格勃谍报员的画面”,“在这一领域,有些人跟我们合作,是希望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一些非常重要的和有关如何改善我们生活的建议转告给国家领导人。还有一些人则是希望能生活得好一些或者得到一些物质上的享受。我们帮助他们出书、出国、获得住房、安装电话”。【克格勃第五局对苏联社会的思想钳制】为了对社会涌动的自主、自由思潮进行有效的控制,苏共和苏联政府于1962年7月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反苏鼓动和宣传罪”,规定触犯这一条将被处以6个月至7年不等的监禁。1966年9月,又对《俄罗斯联邦刑法》增补了第190条:“对于经常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散布或印发诋毁苏联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谣言和作品者,处以三年监禁或劳改一年或罚款100卢布的惩罚”。根据上述刑法,苏联社会一批自主、自由思想的代表人物受到了严酷惩罚。措施之一是被驱逐出境。曾在苏联劳改营里受过八年煎熬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根据自己多年在劳改营里的所见所闻,创作了一批反映劳改生活和劳改营里的人们的内心世界的长篇小说,在苏共二十大之后非常短暂的“去斯大林化”的特殊背景下,他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侥幸在1962年第11期《新世界》杂志上发表。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接替他位置的勃列日涅夫在1966年11月1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揭示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得以发表的原因:“关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我们争论了多少次,谈了多少次,而他(指赫鲁晓夫——笔者注)却支持所有这些劳改营文学。”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发出了整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信号:“我认为,现在该是做些什么,该是对具体工作部门追究责任的时候了。”于是,克格勃加紧了自1965年起就已开始实施的对索尔仁尼琴的跟踪和监视,并对他的亲友也实施了跟踪和监视。在索尔仁尼琴荣获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月后的1970年11月,克格勃就建议“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此后多次向苏共中央提出同样建议。1974年2月13日,索尔仁尼琴被押上飞机驱逐出境。1968年4月1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苏联检察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剥夺И.Я.加拜和А.Т.马尔琴科苏联公民资格并将其驱逐出境的建议。根据1975年克格勃的一份报告,仅1975年一年内,就有“25名积极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行动和煽动其他反苏行动者,被通过移民渠道驱逐出境”。惩罚措施之二是流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被誉为“苏联氢弹之父”、三次荣获“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由于站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前列,1980年1月22日,他在上班的路上遭克格勃逮捕,被从莫斯科驱逐到高尔基市并长期监禁。曾经多年担任克格勃第五局局长的菲利普.博布科夫在其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对萨哈罗夫犯下的罪愆:“在那时候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不仅是国家领导人,国家安全机关的负责人也曾经作出过不少遭到社会谴责的决定。我也不想逃避自己的责任。萨哈罗夫院士事件就是其中一个——院士被从莫斯科遣送到下诺夫哥罗德市(当时称为高尔基市)。”惩罚措施之三是监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解密了苏联时期的大量案件卷宗,这些卷宗反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占相当大比重的囚犯,因为对苏共和苏联政府的种种内外政策不满,进而对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和绝望,并通过一些诸如直接批评领导人、散发传单、组织地下组织和团体等言行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和痛苦,最终锒铛入狱。其中,相当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因为收听“美国之音”等外国电台而获罪,比如,一份卷宗指出:“М.Б.库布拉诺夫,生于1945年,犹太人,工业学院德语教师,居住在加里宁市,定期收听并转述‘以色列之声’、‘美国之音’、‘自由’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内容……被判2年徒刑。”1968年11月5日,克格勃呈交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指出:“大学生都定时收听广播,但是他们偏爱西方广播电台,因为西方电台对新闻的报道比我们及时,节目编排得比我们有趣,包含许多引人入胜的细节。”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也曾感慨地说:“边界在军事意义上是不可侵犯的,而在所有其他方面由于接触的扩大和信息的流动,边界正在变成透明的。”也就是说,企图用包括克格勃第五局在内的国家机器,遏止随着高新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进一步开启的自主、自由思想,是徒劳的。根据克格勃的一份报告,仅1967~1970年,被追究刑事责任者就达到了2456人,其中犯“叛国罪”423人,犯“从事反苏宣传鼓动罪”381人;1971~1974年,有2423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犯“叛国罪”350人,犯“从事反苏宣传鼓动罪”348人。1 2上一页下一页 [导读]然而,自主、自由思想的闸门一旦开启,要想一如既往地禁锢下去就很不容易了,这一点在苏联知识界和青年中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也是苏共领导人同意克格勃专门成立第五局的根本原因。惩罚措施之四是关押进“特种精神病医院”。菲利普.博布科夫在其回忆录中谈及这一问题时,竭力为克格勃辩护,认为这是一种谣言,可他同时又承认:“根据苏联刑法第70条的规定,当时的确有几个犯人被送往精神病医院治疗。记者就是抓住了这些精神病患者!”“报界开始造势,一下子出来了数千人,就像记者们说的那样,他们本来是健康的人,可是被国家安全机关强行关进了精神病院。我一直认为把一个人的疾病拿出来在报纸上讨论是无益的,所以今天我也不想说出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那些人的姓名。”可是,苏共中央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对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进行评价时曾明确指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主的话讲了不少,还大轰大嗡地通过了新宪法。与此同时却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一些人被关进监狱,一些人被送进疯人院,还有一些人被驱逐出国境。”这里所说的“疯人院”,就是精神病院。Л.姆列钦在其专著《被解密的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一书中也披露了一份材料: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1967年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令政治局委员们大为震惊……报告的起草者们在报告中列举了一些‘闻所未闻’的向苏维埃政权挑衅的例子:克雷先科夫企图在红场上用自制炸药炸死自己……总之,精神病院不够用,因此没过多久,劳改营管理总局又增加了5所精神病院……直到1988年,政治精神病学才走到尽头。内务部把16所监狱精神病院移交给卫生部,有5所被取缔。约有80万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此外,克格勃第五局还实施了一种特别的措施,即威胁性预防警告。克格勃的一份报告指出:仅1967年至1970年,受到预防警告的总人数为“58298人”,其中,“与外国人保持可疑联系有叛国动机者”5039人,“政治上有害行为者”35316人,“在公众参与下(在会议、同志审判庭、公众代表参加的谈话中)受到警告者”23611人。1971~1974年,相应的数字则为“63108人”、“6310人”、“34700人”、“27079人”。【克格勃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克格勃,既是苏联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苏联政体赖以维持存在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之一,它直接效力、听命于苏共及其最高领导人。菲利普.博布科夫在其回忆录中的多处表述揭示了这一点:“党中央领导人对待知识分子的错误态度给我们的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害,他们往往要干涉知识分子的创作过程,干涉文学和艺术的创作问题,其实他们对这些问题往往一无所知”,“每一个作家的作品被禁止都会引起一场巨大的风波”,“由于遭到了禁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不仅一部分知识分子明白这一点,党中央的文化和宣传部门以及其他一些部门也同样明白,但是没有任何办法——党的领导人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上。这样一来,一大批俄罗斯文学作品不能与读者见面,很多生活在境外的天才的俄罗斯人代表的名字无人知晓”,“安德罗波夫在致政治局的报告中也曾提到过这个问题,但是得到的回答是,国家安全机关无权处理这一类问题”。再比如,在谈及“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问题时,他同样揭示了党及其领导人与克格勃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从前还是今天,很多像萨哈罗夫这样的科学家的命运,并不是取决于克格勃,这个问题是由更高领导层决定的。”不过,与此同时他也承认:“在对待萨哈罗夫的问题上,从70年代开始,克格勃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推行专制政治而非民主政治,实行人治而非法治,那么,类似克格勃这样的怪胎的出世和肆虐就势在必然,一个本应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和利益效力的国家机器沦为极少数专制者和统治集团控制、奴役广大民众的工具也同样势在必然。这一怪胎不仅给苏联民众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无尽的痛楚,而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消解着他们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和认同。纵观整个苏联时期,实际上广大民众对共产党和现实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疑惧从未停止过。这本来很正常,也很自然,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实践注定了既会有成功的一面,也会存在着种种欠缺和失误的一面,问题在于苏联领导人不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践行和发展民主政治,进而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来消弭民众的种种疑惧,不断增强和提高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和社会认同度,而是用包括克格勃在内的国家机器压制、摧残广大民众对基本人权和自由精神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长此以往,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也就不可避免。1 2上一页下一页 华龙网讯(记者 聂飞 实习生叶禹)阳春三月,驾车郊外踏青,返回渝中半岛时一定要注意清洗已脏的爱车,不然将面临罚款。昨天,记者从渝中区“控制扬尘·整治脏车”专项行动会上获悉,从3月9日开始,渝中区将在主要路口设卡,堵“脏车”进城。据了解,渝中区将分别在化龙桥和黄花园桥头、大坪环道和九坑子转盘、菜袁路和长江大桥北桥头三个片区设点检查。执法人员将避开上下班高峰期,不定时、不定点整治。据悉,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检查入城车辆200多辆,教育驾驶员近300名。据渝中区市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明显较脏的社会车辆罚款50元至200元不等,工地运渣车辆冒装、洒漏、带泥上路的最高罚款1000元。市民发现有以上情况的运渣车可拨打市政管理局电话63837110进行举报。(华龙网-重庆商报) 槽罐车横卧河底,硫酸泄漏。 消防官兵围绕泄漏车辆建起土围子,以免污染范围扩大 环保部门暂停了周边水井的使用,并进行取样调查 本报安阳讯 “一辆拉运硫酸的槽罐车掉进河里了。”昨天下午5时30分,安阳市文峰区杨家井村一名姓张的村民给记者打热线说,该车掉入河内后有大量的浓硫酸泄漏,河面被硫酸挥发时产生的青烟所笼罩,公安、消防和政府各部门都在现场抢救。 【现场】 槽罐车横卧河底河水如沸 事故现场位于107国道安阳市文峰区杨家井村南头的白沙河桥东侧。记者远远看见,有六七辆消防车停在道路两侧。桥面上两台30吨重的吊机,伸出长臂正准备吊车。桥面东侧南半部的栏杆全部被撞落桥下。 桥下被一片青色的烟雾笼罩着,空气中有一股刺鼻的焦煳味。在离桥面约5米的河底,水不多,一辆长约12米的车牌号码为冀D63987的槽罐车横卧在泥水中,车体上标有“化学物品”、“请勿靠近”、“危险”等字样。槽罐车周围的泥水不停地冒着水泡。 【调查】 槽罐车上装的硫酸部分泄漏 “事故发生在上午11时40分,我们大概是11时50分接到报警,12时赶到现场。”安阳市公安局文良派出所交巡防大队的裴警官说,据槽罐车司机说,事发时一辆车正在该桥的南头调头,槽罐车恰巧从南向北驶来,由于车速过快,在躲避调头车尾部时,冲破桥栏杆,坠入河底。在车掉下桥的一刹那,副驾驶座位上的一名男子被甩出车外,司机和车主冲下桥。好在河中水不多,在闻讯赶来的警民共同救助下,3名司乘人员除一人伤情较重外,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裴警 新万博体育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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